dafdsfasd
最新公告:
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毛體藝術
毛體藝術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發布者:admin  發布時間:2015-12-3 21:37:32  來源:紅歌會網  瀏覽次數:1126


 
       七、社會主義

  土地問題解決的好壞歷來是贏得人民支持的關鍵。我們知道,后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說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并不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為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政策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系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并不遜于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么,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這個道理,繼承商鞅路線而獲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這個道理,他不從鞏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權與民權相統一的生產關系出發,而是僅靠“嚴刑峻法”加強統治,結果很快便丟掉政權。由此而論,將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歸于始皇贏政是沒有道理的。
  歷史上所謂“民心”問題歷來就不是一個純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生產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權——歷來資產階級幫閑文人都在回避這一問題的實質——的問題。世界近代史中能夠“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侖,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橫掃歐洲并由此開辟出一個“拿破侖時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謂的“獨裁”,而是如毛澤東所說的“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1966年11月8日,毛澤東對到訪的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說:“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當然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過去法國的拿破侖政府就曾經做過。為什么拿破侖的軍隊能夠打遍歐洲呢?就是有農民支持。”拿破侖將土地直接賦予法國和歐洲農奴,并由此使農奴轉變為小私有農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說:“對德國來說,拿破侖并不象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誠然,他的行動表現出來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會的代表們可能表現出來并且實際上已經到處表現出來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貴族們所慣于表現出來的一半。”與商鞅變法相似,一部《拿破侖法典》對于歐洲農民而言,就是國家將土地越過貴族直接交與農民的法典。這是與商鞅一致的路線。拿破侖旗幟,對于歐洲農民,首先對法國農民而言,就是讓他們告別貴族制度和農奴身份的旗幟,是不再作農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侖獲得了法國的乃至全歐洲的農民的擁戴。馬克思說:“拿破侖是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農民階級把他的名字寫在共和國的門面上,就是宣布要對外國進行戰爭,在國內要為自己的階級利益進行斗爭。拿破侖在農民眼中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他們舉著旗幟,奏著音樂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稅,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隱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個農民戰爭。”同樣的道理,拿破侖與歐洲貴族的妥協也導致他最終失去了農民的支持,這是他失敗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說:“拿破侖最大的錯誤就在于: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跡,反而竭力和它妥協;他力圖在歐洲帝王中間取得首屈一指的聲譽,因此他盡量把自己的宮廷搞得和他們的宮廷一樣。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圖得到和他們同樣的榮譽,拜倒在正統主義原則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統的帝王們便把篡奪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將貴族的土地奪過來交與農民,利用農民的力量進入貴族行列后,又與貴族們握手言歡,其結果是拿破侖出賣了農民的同時,農民也抽掉了對拿破侖的支持并拋棄了他。
  毛澤東同志注意到并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注意到農民問題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和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他推動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編書。“他親擬編纂計劃和具體書目,編了《國民運動叢書》和《農民問題叢刊》兩個系列。前者涉及國際政治經濟、世界革命運動、國民黨思想及其策略、蘇俄研究、國內政治經濟5個方面的內容。后者計劃出版52種,實際出了26種,有《列寧與農民》《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土地與農民》等。”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并建立了新中國,隨后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并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避免了歷史上必然出現的小農在獲得土地后即迅速兩極分化的惡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1958年4月5日,毛澤東告訴羅馬尼亞友人:“舊中國一是農民每戶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農民手里。這是個落后現象。可是這點也給我們一個好處,農民成為革命的一個很大的動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這些東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農民土地還是很少,生活還很困難,唯一的出路就是組織起來,搞社會主義。”1963年1月21日,毛澤東告訴來訪的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說:“列寧主義最主要的是團結農民,建立工農聯盟,這是最基本的統一統一戰線。”
  在此,對我們有學習意義的,是建國后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范圍開始的生產資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所選擇的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占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禁運”也全面升級。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象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占領漢城的當天(1950年9月28日),中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擴大國內愛國愛黨力量。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并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
  毛澤東將土地改革看作是擴大和加固支持共產黨的階級基礎的重要舉措。1946年5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土地工作會議上發言指出:
  國民黨統治地區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國幫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點,即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民不聊生。我們只有依靠人民同他們作斗爭,如能在一萬萬幾千萬人口中解決土地問題,即可長期支持斗爭,不覺疲倦。解決土地問題,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環節,全黨必須認識這一點。不要怕農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緊。農民的平均主義,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對,但要反對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義。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緊,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現在類似大革命時期,農民伸出手來要土地,共產黨是否批準,今天必須表明態度。土地改革時期,不要怕自由資產階級動搖,只要我們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得到土地,我們的力量更強大,則能鞏固地團結他們。
  1950年11月17日,毛澤東致電廣東省委和華東東局,要求廣東和福建必須迅速地和廣泛地展開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廣東、福建的土改完成,廣西的土匪消滅,即使蔣介石登陸進犯也容易對付的。5天后即11月22日,毛澤東即指示中南局、華南分局、廣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時局緊張的情況下,必須限期剿沒股匪,加速進行土改,發展地方武裝和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我黨我軍方能取得主動,否則有陷入被動的危險。福建是和兩廣同樣解放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肅清的省份,過去福建省委認為今冬明春不能大規模地進行土改,現在他們接受了中央及華東局的意見,決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書記及軍分區司令會議,重新布置工作,將土改與剿匪相結合,擴大土改縣數至三十六個縣。此種計劃很值得廣東、廣西兩省仿行。”11月30日,電告廣東省委,要求:“今冬爭取完成十一個縣的土改是適當的,望照此努力實施。海南島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實行土改。”1951年1月,毛澤東告華南、中南局,對海南島的土改作出具體指示:“海南有老區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較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鞏固了。”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
  我們志愿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么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愿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可以說,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
  現在回頭看,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本質上是階級及建立其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通過土改贏得了勞動人民的最堅定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如此強大不僅使共產黨由此打敗了蔣介石國民黨,而且還打敗了支持蔣介石且已擁有核武器的美帝國主義。
  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說:“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用蘇聯的經驗解釋1953年在朝鮮戰場上打敗美國的原因也是合適的。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的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11月4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時批評那種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為“總路線”認識傾向,指出:
  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至于“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1957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西羅基時談到中美關系時說:“我們不怕它不承認,美國愈晚承認愈好。”至于美國對中國的禁運,毛澤東說:“美國現在搞禁運,我們愿意它搞。到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劃后它解除禁運時,那我們就會有些東西同它搞貿易,到那時我們可以同它建立關系。”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
  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并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徹底,用于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其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周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周期律之中。
  這樣說決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當殖民統治經驗的英國人最早看到這一點。1949年8月,他們就為美國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時,從內部以“商業關系”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策略,當月19日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指出: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后面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扎根的經商愛好,只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
  失去生產資料的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新中國建立后,同樣的歷史難題也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毛澤東同志對此予以高度關注并試圖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決。毛澤東明白要保證中國在國際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占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這在古代就是貴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群,能夠組織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來自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舍,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

  八、工農聯盟

  但要組織農民,就需要改革舊的農業制度,這牽扯到改革方向。歷代政治家對此捉襟見肘,無能為力;殷鑒不遠,明朝萬歷年間的張居正南轅北轍改革造成流民大增、國家迅速走向崩潰的教訓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外患內憂,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戰事稍緩的間歇期起用張居正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時候,張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眾,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年),張居正得到大太監馮保與萬歷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遺命張居正等三大臣輔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鈞即位,這就是明神宗萬歷皇帝。張居正在萬歷年間連續10年擔任內閣首輔(宰相)。為了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他從軍事、政治、特別是經濟等方面進行改革,試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松弛和民窮財竭的危局。改革——除其嚴重的負面作用外——起了相當的積極作用:“賦以時輸,國藏日益充”,國家財政收入增加,邊境安寧,萬歷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興的景象。1582年6月(萬歷十年),張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對派重新聚集,指責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稅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他們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改革失敗。
  與漢、宋兩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張居正的改革還是比較幸運的,他的改革適逢中原氣溫和北邊濕潤度的上升時期,這為張居正改革提供了較好的自然環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與國家雙雙敗落的“王莽式”結局。
  史書稱張居正“通識時變,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謂干濟才”,但改革畢竟還是失敗了,此后明祚已近尾聲。
  關于張居正改革的正面意義,史家論述較多,其負面后果,則多是些“功高震主”之類的泛論,也有人認為他敗于財稅改革。筆者認為導致張居正改革失敗從而明朝衰落的關鍵點不是財稅改革,而是以財稅改革為起點的金融改革:將已與生產資料形成穩定結合關系農民轉綁在貨幣上,用與貨幣的關系取代農民與國家的關系,這是張居正改革失敗的致命原因。書載:
  神宗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把嘉慶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條鞭法在全國范圍推廣和實施。實施一條鞭法的顯了均平賦役,它的主要內容是把原來按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照丁、糧派役,或丁六糧四,或糧六丁四,或丁糧各半,然后再與夏秋兩稅和其他雜稅合編為一條,無論稅糧、差役一律改為征銀、差役俱由政府用銀雇人充當。
  以土地為中介的農民與國家的直接關系轉變為以貨幣為中介的國家農民的間接關系,國家和農民同時只對貨幣負責,這樣的好處在“客觀上促進了明中葉后商品貨幣經濟的繼續發展,也說明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用現在一些人的話說就是打破了所謂“國家壟斷體制”、“進一步擴大民間融資平臺”,但問題是,在中國資本主義工業資本沒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將分散無組織的小農與國家分離并轉交給手握大量貨幣、以放息為生的高利貸者,就無異于將農民交給吸血魔鬼。因為“一條鞭法”的改革中,“小生產者需要貨幣,卻首先是為了支付(對地主和國家交納的實物租和實物貢賦轉化為貨幣租和貨幣稅,在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不主要是為了生產;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時又別無有效辦法來獲得急需的貨幣時,只有把土地賣掉,以換取貨幣”而“高利貸者除了貨幣需要者的負擔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別的限制”。中世紀歐洲受高利貸禍害至深,身為猶太人的馬克思對此也有更深刻的研究,他說:
  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高利貸不改變生產方式,而是象寄生蟲那樣緊緊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虛弱不堪。高利貸吮吸著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
  張居正改革與其說解放了農民,不如說解放了長期在重農抑商政策中受到壓制的金融力量。讓金融擺脫對社會生產依賴并反客為主,它就會成為奴役農民和瓦解國家的力量。張居正用于“解放”農民的貨幣并不是近代工業資本而是比工業資本更古老的“商業資本”退而“生息資本”,由此可以解釋,被貨幣“解放”出來的中國農民并沒有象中世紀英國圈地運動后的農民那樣轉為產業工人、中國也沒有象英國那樣走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說:
  社會上存在有大量游資,它本身又要求‘無息幣’,‘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而社會上卻又沒有足夠大的生產部門來吸收這些游資,使之轉化為產業資本,從而促進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這時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土地則是最主要的生產手段。社會上既然沒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資場所,便只有購買土地來使貨幣發揮資本的機能,使土地成為生息手段。“
  土地不僅可以生息,而且是財富最穩妥的一種存在形態,社會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資場所,遂群起搶購土地。所以土地買賣的開始,同時就是土地兼并的開始。
  生息資本需要的不是農民生產而是農民對貨幣的需求,需要的不是農民而是身無分文因而對貨幣有強烈的終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資本涌入生產領域既是張居正改革的惡果,也是造成中國歷史上包括明朝在內的許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總結一條鞭法時說:
  春秋時代的井田制,這是后代中國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當時貴族階級為求便利稅收制度之簡化,而終于把井田制度破壞了。……自唐代兩稅制以下,因于種種實際困難,逼得政府只在稅收制度上著眼用心,而把整頓土地制度這一重要理想放棄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寫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積累起來的商業資本,既沒有足夠發達的商品生產來與之相結合,亦即不能把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而僅僅當作流通手段來媒介商品交換,作衡量價值尺度,執行一些普通的貨幣職能,當它的積累數量超過了一定限度,作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職能也都成為不必要時,這個超過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領域,當作貯藏手段,以貨幣形態的財富窖藏起來。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這種財富能夠增殖,在古代的具體歷史條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兩途,其一,是購買土地,土地是農業社會的主要生產手段,土地對于土地所有者來說,既是一種有利的生息資本,又是保障財富安全的一個穩妥的途徑,故手有余資的人無不想方設法去購買盡可能多的土地,這就形成了歷史上永遠無法解決的土地兼并問題,并成為一次又一次社會動亂和農民起義的總根源。
  貨幣存在的前提是買者與賣者的分離,這種分離的距離越大,社會對貨幣的需求就越大;而社會,不管是什么形態的社會,其生產一旦依附于貨幣,貨幣持有商就可以反客為主,成為控制社會和瓦解國家的絕對力量。張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稅、徭役、商稅、手工業稅、海關稅大部分可用銀折納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國庫的開支也用銀支付。這種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導致政府從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轉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角色,原來屬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簡政放權”,斷腕式地移交給社會資本(實則是手持大量貨幣的商人——現在叫金融家——承包),農民從為國家提供產品的勞動者轉變為用自己的產品從貨幣商人手中換回貨幣的勞動者,朝廷和農民的、甚至整個社會的信用紐帶為貨幣所取代,“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了進一步的松弛,農民生產的產品與市場的聯系也更加緊密了”。這樣,手持大量貨幣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反客為主——這有些類似今天華爾街銀行家在美國的角色——成了社會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縱了國家,其結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說:“上下交爭利,則國危矣。”
  社會已出現巨大的裂變危險,可明朝的學問人坐而論道的學風日益嚴重并使張居正改革負面惡果不能得到糾正。處士橫議,是宋明兩代知識分子的通病。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脫離實際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學者袁桷說:“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端,止于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戶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錢穆先生更是痛陳:“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群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于以議論誤國。”毛澤東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若將毛澤東這個評價用在張居正身上也是合適的。
  黑格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比較而言,張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樣都解放了農民,但張居正與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將農民從貴族手中“解放”出來后交給國家,而張居正卻是將農民從國家手中解放出來交給擁有大量貨幣的商人繼而高利貸者。貨幣(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級——這得到明朝農民的歡迎,但貨幣又建立起獨立于國家和生產者之外的等級,它反客為主后又將國家與農民統統踩在腳下——這使明代農民比秦漢農民更加不幸,轉用托爾斯泰的話說就是: 改革的紅利歷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卻各有各的不幸。張居正改革后,明國家與農民的信用關系隨日益嚴重的貨幣短缺而更為脆弱。崇禎五年(1632年),國家與勞動者農民的貨幣鏈接近中斷,浙江、南直隸等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稅銀總額的14%。
  崇禎長于以霹靂手段迅速清除少數位高權重的“悍虎”——這有助于他打掉了魏忠賢這只“大老虎”,卻短于對嚴懲失衡的國家進行有效調理——這卻讓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籌莫展。
  萬歷以后,西班牙銀幣每年輸入中國達數百萬之多,貨幣量的大規模增加,加速了社會商品和勞動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貨幣囤積和土地買賣的勢力。明中葉,土地兼并日趨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規模置地,“數量之大,超過了以前任何時代”。與今天房地產市場相似,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積導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貨幣減少,并因此產生因貨幣不足造成的政府與農民之間的信用斷裂,其結果對政府而言,就只有鎮壓一途;對農民而言,除了造反,則別無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種“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擔當精神,但這種精神一旦與脫離實際的“戈爾巴喬夫”式的無知結合,其結果也是很可怕的。張居正改革導致明末無錢交稅抵租農民被迫求助利息竟達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貸,農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轉為流民。大規模的流民出現并步入造反大軍是張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惡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轉入結構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紀末,也就是在張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國起義暴動已成星火燎原之勢。1588年(萬歷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發劉汝國領導的上萬農民起義;1589年李園朗、王子龍在廣東始興、翁源一帶起義;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啟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東均有大規模的暴動。1627年(天啟七年),陜北澄縣饑民暴動,由此拉開了有李自成參加和領導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1637年(崇禎十年)楊嗣昌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用“星星之火”來描述方興未艾的農動起義,稱當時的破產農民“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合之股股,不啻百余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連廬、鳳,西盡漢、延,幅員數千里之間,一任往來飄忽,生靈百億萬之命,盡遭屠戮傷殘”。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陜西戶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勢”形容農民運動對明王朝將產生的沖擊,稱“九邊要害,半在關中”,“皆緣饑軍數數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
  有趣且有比較意義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形勢及建國后毛澤東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法。1930年初,毛澤東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顯然他當時也感受到明末同樣的問題:國民黨的垮臺就是20世紀30年代農民解體的結果。為了發展就必須大量引進外資,“依靠外國輸血”導致農業過早商品化,這導致農民大量破產。可以說,那是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是主要是蔣介石點燃的,而外資更是火上澆油。而這些與明萬歷年間的張居正改革的結果幾乎如出一轍。30年代土地革命戰爭中走過來的毛澤東對此體會最深,他特別注意總結中國歷代王朝特別是明朝張居正改革以后在農民問題上失策的教訓。《明季南北略》是記載明萬歷至崇禎時期北方地區史實的史書,全書共二十四卷,起自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此時張居正改革剛剛結束——清太祖努爾哈赤興起東北,止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注意到這本書的內容,1943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建國后毛澤東下工夫最大的也是農民問題,他著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復明末覆轍,防止農民變為流民。如果說,毛澤東發動“三反五反”乃至后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們的干部蛻變為“魏忠賢”,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從制度上杜絕把農民逼為“李自成”任何可能。1953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草案)》后批示說:
  這種單干制度長久下去,就要使農民的大多數成為富農、高利貸主和商業資本家進行剝削和投機事業的犧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搞單干,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民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的面前。
  毛澤東這時關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結果。毛澤東將農民的組織化而不是分散化作為檢驗中國農業改革成敗的標準。在當時組織農民只有社會主義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針對國內外關于“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的質疑,毛澤東說:
  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什么,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要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
  現在回頭看來,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選擇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義” 的“普惠”政策——為突破口團結和組織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對于今天中國政治家而言,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
  毛澤東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貢獻是將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國發展與工農聯盟而不是與資本聯盟。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保證而不是剝奪,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著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國是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是中國工農聯盟的基礎。1959年12月11日,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不搞合作化,農民必然兩極分化,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農民兩極分化自古都是流民大規模產生的原因。適度的農民脫離土地,可以為城市工業提供勞動力后備軍,而農民過多地與土地分離,其中產生的龐大的流民隊伍就會成為瓦解國家的力量。只有發展、壯大和不斷鞏固集體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鄉間的人口形成雙向即自由來回的而不是今天這樣為資本驅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只有農民工的生活在城鄉之間來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時,社會才能穩定,城市商品住房經營才能成為兼顧資本與消費者利益平衡的即社會主義的商品經營。而能保證進城務工人員自愿回流農村的因素,在現階段不僅僅是家庭土地承包權,而是保證農民土地權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權利的國家所有制。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有穩定的工農聯盟,從而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穩定。毛澤東注意到這一點并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注道: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農村經濟已有使普通勞動者與土地生產資料永久分離的危險,有些地方官員連同一些學者,為了一點“房地產”或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無視勞動者的長遠利益,用所謂“城市戶口”“城市房產權”,在沒有充分就業保障的前提下,使進城農民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與集體所有制相分離。更有報紙發表推波助瀾的“調查文章”,說“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這樣輿論引導的后果顯然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保障而又在農村“無立錐之地”的話,當年他們養不起耕地的困境就會迅速轉化為養不起用地權換來的房權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今天賣掉房子的速度比當年賣掉土地(經營權)的速度要快得多。
  與失去土地相比,沒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對社會穩定會形成更直接的破壞力,而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天價商品房反過來又會使已涌入城市卻又不能再回到農村的“市民”退為城鄉地帶的流民。而流民歷來就是社會大動亂的溫床。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樣面臨并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87年1月10日為《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寫的序言中說:
  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并且這個過渡還由于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鋪到市里。正當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
  恩格斯接著指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于建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后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差別還將長期存在。由此產生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樣會產生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問題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國為例說:
  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著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于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革命。如果德國注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么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形成“光榮戰斗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里——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卷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
  若再結合中國目前的日益嚴峻的“住宅短缺”問題來看,我們便會認識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現象是現代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在社會轉型中很難避免的。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越來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拋棄的流民轉化為“光榮戰斗軍”,“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的歷史惡果發生在當代中國。
  當時恩格斯提出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消滅城鄉對立”。目前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但資本主義國家卻用轉移危機的方式將本國內部的“城鄉對立”轉變為外部世界的“南北對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對立緩和了本國城鄉對立及由此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但這條道路對后發國家,尤其是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已不可重復。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我們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而不是什么“社區花園”、慈善式的“社區服務”和言不及義的“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穩定問題。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言不及義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澤東曾批評這樣的政策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1957年4月25日,毛澤東在同保加利亞大使交談中總結蘇聯的教訓說:“建設了社會主義,丟掉了人民,建立了重工業,丟掉了人民,這是不成的。”同樣,我們的改革若不是維護而是損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得魚忘筌,適得其反。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于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于工農聯盟——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實踐已經證明并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像目前中東一些國家,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而農民集體所有制則是控制脫離土地的農業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桿。鑒于這樣的歷史經驗,毛澤東說:“我們國家的基礎,就在工人、貧農、下中農身上。”
  現在社會改革談得較多的是“社保”。毛澤東也高度關注社保問題,但反對言不及義地談社會保險,他將社會主義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會保險。1960年1月5日,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國營人身保險是勞動者在遇有不幸事故、喪失勞動能力或家庭撫養人死亡時得到物質保證的形式之一”這句話時,毛澤東批注:“公社辦起來了,就保險了。”在這里,毛澤東將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什么“市場化改革”作為人民群眾人身保險的前提。為此,1958年5月13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時特意加寫這樣的警示:“農民同盟軍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仍然是這樣。無論在什么時候,政治上犯錯誤,總是同這個問題相關聯的。”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再次強調:“還是一個農民同盟軍的問題。工人階級沒有農民這個同盟軍,革命不能成功,建設時期也是一樣,沒有這個同盟軍不能建設成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問題始終是農民同盟軍的問題。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農村混了幾十年也不清楚。”而保證工農聯盟的所有制基礎是鞏固和發展合作化集體經濟。毛澤東的這些認識最終形成全黨全國的共識,并在1954年以憲法的形式加以確認形成不容動搖的國家制度。憲法“總綱”第一條宣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歷史反復表明,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長短及其相應的抗壓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靠的社會基礎的大小為正比,而社會基礎的大小又與其所依賴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納和解放的勞動力的廣泛程度為正比。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略能力的差距,是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明。此前,國共合作開展北伐,實現中國統一,大得人心,這時蔣介石手頭幾乎有無限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可供調配,北伐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1927年始,他向工農開刀,轉靠買辦封建勢力,這便失去工農支持,以至在1948年國共兩黨進行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靠“發紅包”和“抓壯丁”補充軍事編制,但重賞之下已無勇夫;蔣介石方面已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共產黨方面則有源源不斷且自覺參加的人力資源可隨時投入戰場。這為毛澤東的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和共產黨在全國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同樣,也是由于我們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別的什么制度團結了全國人民,才使新中國沖破國際國內的重重惡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為此,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警告全黨:
  農民是同盟軍,不抓農民問題就沒有政治,不注意五億農民的問題,就會犯錯誤,有了這個同盟軍,就是勝利。中國黨內相當多的人,不懂得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跌跟頭還是在農民問題上。
  1962年11月30日,毛澤東告訴來訪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志說:“農民跟著我們走,民族資產階級才不得不跟我們走。農民問題很重要,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才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孫中山也不能解決農民問題。”
  毛澤東同志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對今天我們正在開展的農村土地流轉試點改革來說,不能不說有著巨大的警示意義。

  九、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國家穩健前進的條件是要有熟悉歷史,更要熟悉歷史政治及其本質的領袖人物。看到赫魯曉夫的政治極端幼稚,毛澤東汲取古今中外國家興衰更迭教訓,決定開展教育革命,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作為成熟的治國人才,除了政治立場堅定外,更需要運用國力的能力。但認識國力的存量并不難,有一些邏輯推論和數量統計就夠了;而認識國力的變量,則需要相當的政治經驗。這與認識皮筋本身長短并不難,而認識皮筋可以伸展的長短及其拉長承受時間則需相當的反復拉伸的經驗的道理一樣。
  在這方面毛澤東為我們作了表率。
  毛澤東同志不僅有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更有成熟的政治素養,它不僅包括制定戰略的能力,而且還包括為實現戰略而具備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毛澤東說:“不關心哲學,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勝利的。”在這方面我們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實踐論》。世界是物質的,所以它是實踐的,物質是矛盾和變化的,所以它是辯證的。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戰略是確定現實斗爭方向的學問,而策略是尋找戰略力量即國力運用邊界(即極限和底線)的學問。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面規定的,越界是矛盾轉變的標志和開始,而只有找到合理邊界,其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有效實施的。基于此,毛澤東將歷史唯物主義所要表達的“人民必勝”的認識歸納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命題。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訴全黨: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并同它們進行斗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后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
  毛澤東明白,壓迫民族推行世界擴張政策的真正阻力來自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們的優勢在于先進的工業技術,但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而當推行擴張政策的國家開始與世界人民為敵的時候,這個矛盾基本就是無解。正因此,毛澤東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毛澤東戰略思想只能為與人民在一起的政黨運用。脫離人民的政黨或統治者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是那里的統治者是為壟斷資本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在真理面前,由于沒有人民支持,他們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無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國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陸軍部長助理并參加過巴黎和會的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范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
  李普曼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于我們的負擔”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于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說已難以接受,為了保住其高額壟斷利潤,他們寧愿選擇竭澤而漁的道路,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Toynbee)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采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沖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后,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1959年3月4日,他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杰克遜時說:
  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愿的反面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
  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時鼓勵說:“美國有個記者叫李普曼,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要提防再掉進一個陷阱。他說在越南已經掉進一個陷阱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辦法爬出這個陷阱。他還怕掉進別的陷阱里去。所以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講演中說: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產并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么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于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后遺癥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于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系。換一句話說,由于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并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于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
  用同一方法,毛澤東看到了蘇聯也犯了與美國同樣的錯誤。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時指出了蘇聯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東的問題是防止蘇聯取得統治地位”的問題時,毛澤東說:
  蘇聯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對付這么多方面,從太平洋講起,有美國,有日本,有中國,有南亞,往西有中東,有歐洲。統共只有一百多萬兵守也不夠,何況進攻,除非你們放它進來,把中東、歐洲讓給它,它才放心。這樣才能把兵力往東調。我們也牽制他們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們。歐洲、中東、比如在蒙古,它就駐了兵。我的意見是這個蘇聯野心很大,就是歐洲、亞洲兩個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夠,困難很大。
  11月17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等談話時說時再次強調這一點說:“蘇聯的日子就不那么好過,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夠。切忌不要忘記鳳姐講的話:大有大的難處。”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接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聽到希思說蘇聯有強大的組織來增強其實力時,毛澤東說:“難道蘇聯就沒有困難嗎?我看它自顧不暇,它不能對付歐洲、中東、南亞、中國、太平洋,我看它會輸的。”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曾兩次手錄清朝人嚴成遂《三垂岡》一詩,其意高遠,當為今人認真領會。詩曰: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中國已經崛起且抗住并戰勝了帝國主義一百多年的飛揚跋扈和軟硬施壓,但尚未取得完全的勝利,仍面臨西方的包圍,根本無力單槍匹馬地改變世界。毛澤東意在告訴我們,只要中國能夠固守“昆侖”,堅持地區性守成,“深挖洞、廣積糧”,不搞世界性擴張,我們就有時間“閱盡人間春色”,最終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改變。
  在紛繁復雜的萬象事物中,毛澤東總能敏銳找到其力量運用邊界。他一生不打遠仗,最遠的也就到中印邊界。1965年1月9日,斯諾問毛澤東為什么你總是說世界革命,毛澤東告訴斯諾說:“哪里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并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遠戰當速,近戰可久。1950年開打朝鮮戰爭,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啟動對印自衛反擊戰,在兩個月內大啟大合。毛澤東明白的,遠處用兵是要拉長戰線并由此要有長線長時的財力支出,許多國家就是被這越來越大的費用耗倒的。蘇聯斯大林之后的領導人不太明白這樣的哲學,搞世界革命且是實打實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結果把自己給拖垮了。英國衰落就是從占領印度洋開始的:為了鞏固占領印度洋的戰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戰爭,打了兩次對華鴉片戰爭,收獲不少,但支出更多。進入21世紀的美國更是在英國的道路上迅速衰落的。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前,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知道毛主席戰爭年代養成了夜晚工作習慣,提前一個月晝眠夜作進行練習。當聽到周總理說,主席要見你。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基辛格在會見時問:“主席正在學習英文嗎?”毛澤東說:“我聽說外面傳說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過任何一個說笑的機會:“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字。” 對此毛澤東說,“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匯paper tiger。” 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賓主大笑。
  尼克松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遺憾的是同期的蘇聯并沒有出現這樣的戰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說,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運用的邊界及其國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后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在尼克松訪華前后,有兩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說“我喜歡右派”,第二件是毛澤東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閱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毛澤東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問題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決的。你沒有沙場歷練,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學習、多長進,就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系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憂心所在。隨尼克松來訪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擔憂,他說:“美國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 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對基辛格這段話做出的的補白:
  當初,列寧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癡”。這些有用的白癡總是一本正經,對那些最為復雜的問題作出非常簡單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們這樣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無知。他們只會呼喊口號,他們絞盡腦汁所得出的結論,充其量也只是僅適合印在圓領衫或貼在汽車保險桿上的標語:“要愛情,不要戰爭”;“不能用核武器扼殺我們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鳴笛吧”。這些愚蠢的廢話大多無傷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癡在街上為和平而游行或鳴喇叭,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我們的大學里教書,一些人在為報紙撰定專欄文章,一些人在電視上高談闊論。
  基辛格說的問題,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長期與王明“左”傾作斗爭的毛澤東也看出當時中國有那么一批“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無知”的可以為資本主義利誘的“有用的白癡”,知道這些人“造反精神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歷史”,容易犯赫魯曉夫那種“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的錯誤。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赫魯曉夫“他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于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當月,毛澤東又在一份關于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上寫道:“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于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討論時局問題時談到赫魯曉夫說:“這個人一直沒有個章程,像游離層一樣,他是十二變,跟他相處,怎么個處法呀?這個人,艾森豪威爾形容過,說他是一個鐘頭之內瞬息萬變的。赫魯曉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國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著棋。從戴維營回來,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國人可能變嘛。”當年12月10日,面對赫魯曉夫的胡來,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深有感觸地說:“中國和俄國的歷史經驗證明:要取得革命勝利,就要有一個成熟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看別人,想自己。赫魯曉夫的政治幼稚病讓毛澤東對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于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會議不無擔憂地說:“現在得彩的是左派,這些人政治資本大了,將來掛帥的、可能出亂子的,也就是這些人。”
  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說:“要準備后事,即接班人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最后,毛澤東要求:“開會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其中,干部不脫離群眾并且還要善于團結群眾是毛澤東對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接見外國代表團時進一步指出說:“左翼就是容易犯氣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間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辦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左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說服中間派,不能擺官僚的架子。”毛澤東從一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知道,沒有基本群眾的干部是一事無成的。一個多月后,毛澤東在北戴河告訴毛遠新說:“這五條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條是理論,也是方向。第二條是目的,到底是為誰服務,這是主要的,這一條學好了什么都好辦。第三、四、五條是方法問題。”毛澤東教育毛遠新說:“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大學畢業?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后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1965年1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真正的領導人要在斗爭中才能看出來,你從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在斗爭中群眾會選出自己的領袖來。”這就是說,“老練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動而是在真槍實彈的斗爭中產生。1967年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在談到革命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說,核心是在斗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張聞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認他是核心,結果垮臺了。什么是農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們都不懂。
  毛澤東重視中國歷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別是注意其中的導致國家毀滅中的人的因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長。
  毛澤東在明十三陵考慮最多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總結明太祖朱元璋培養接班人的經驗和教訓。
  接班人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人才培養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是國家治理工作不能離開的重要人才來源,但其脫離實際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態則使他們在因見識卓越被納入政壇的同時也帶來對事業有極大破壞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談,而這樣的悖論又為尤其是建國之初的政治家所糾結。在利用這類知識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嘗試。比如孔丘任魯國大司寇后七日殺以言“亂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書坑儒”、曹操殺楊修等,其手段最極端的大概就數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對付這類不成熟的干部和脫離實際而又自視精英的知識分子采取的辦法就是“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議:“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免者百無一二。”即使這樣,朱元璋也沒有因此而解決培養合格接班人的問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對明末空議誤國的教訓有切實的總結: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漸尚意氣。至萬歷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自標異。明末以廷議誤國,事不勝舉。要之不度時勢,徒逞臆見,是非紛呶,貽誤事機。舉其要者,流寇既起,內外相乘,若暫和關外,猶可一意治內。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無敢主和事者。陳新甲主兵部,力持議款,帝亦向之,事瀉于外,為群臣大嘩,為殺新甲。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責其逗撓,朝廷屢旨促戰,傳庭曰:“往不返矣,然大大夫豈能再對獄吏!”遂敗死。賊既渡河,有請撤吳三桂迎擊者,議者責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賊勢燎原,或請南幸,或請以皇儲監國南京,議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終至于一無可為而止。
  故此,錢穆先生痛陳:
  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世聞名朝形成群龍無道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于以議論誤國。
  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可追溯至宋朝脫離實際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學者袁桷說: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端,止于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戶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使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
  毛澤東注意到這段歷史教訓。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談話中說:“看《明史》最生氣”,“除了明太祖、成祖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盡做壞事。”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也面臨著與讓朱元璋同樣糾結的“知識分子問題”。但與朱元璋不同,毛澤東本人就是學生出身,早期學生運動的成敗以及他自身從知識分子到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轉變的經歷使他對知識分子的優點缺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說:
  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業的。
  建國初,毛澤東開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結合的知識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這實際上提出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一個再學習即向人民學習的新任務。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澤東在審閱簡報時分別批示:“對高級知識分子一味照顧,即令有嚴重問題也不去觸動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正確的方針是:堅決保護一切好人,而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則必須發動群眾認真清查出來,并作適當的處理。”而對于只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1957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造就社會主義新型知識分子的任務。3月12日,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是關于形勢,第二、第三、第四講得都是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說:
  在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有少數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么歡迎,不那么高興的,但是在帝國主義面前,他們還是愛國的。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
  如果在今后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斗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
  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
  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書當然不可不讀,但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外賓時說:“資產階級是我國文化最高的階級,他們在社會上還造成了一種習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很深。但是,我們不能不要他們,否則就沒有教授、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所以對他們是改造的問題。我們認為,大部分知識分子、富裕中農、地主、資本家是可以改造的。”
  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任務。他說:“一個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專政要造成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但在1958年“大鳴、大放”自由表達意見的氛圍中,知識分子脫離實際而又自陷“處士橫議”式清談的缺點展露無遺,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釋懷的“反右”運動。毛澤東也明白僅靠運動式的“反右”遑論朱皇帝“白刃不相饒”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國再陷明朝舊轍。為國家長治久,毛澤東認為,在利用知識分子的長處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終毛澤東指出了一條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道路,這就是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和干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說:
  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群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
  1963年,毛澤東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談話時說:“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勞動,干部參加勞動,是保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義。”1964年2月,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為此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人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說:“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有什么用。”赫魯曉夫上臺后的胡來,讓毛澤東在晚年對中國未來國家接班人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同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談話時再次重復自己的看法,他說:“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群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學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識分子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從民主主義知識分子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不成熟的黨的領導人成長為成熟的黨的領袖的過程,即使對于毛澤東來說,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順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回憶說:“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以前我也學習,是資產階級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1963年1月6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日本共產黨書記處書記袴田里見一行,說:“我這樣一個人,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變成無產階級戰士,也曾經過一個過程。許多革命者都一樣,并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到家鄉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澤東對陪同王任重、周小舟回憶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自己從不成熟到成就的轉變。他說:在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贊成,但是農民不但沒有鼓掌,反而低頭散去。革命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是難免到犯錯誤的。”1968年5月8日,毛澤東說:“我們黨在歷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AB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歷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 鄧小平說:“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1959年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產黨領導人介紹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經驗說:“敵人教會了我們兩個辦法,一個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學會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殺人我們是學不會的。1927年時右,很大的失敗;后來的‘左’,又是一個很大的失敗。但是失敗教會了我們。大概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失敗教不會黨員。敵人教育我們,‘左’、右傾機會主義教會我們。這是一個認識中國的過程。”
  正反兩方面的革命經驗使毛澤東較早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克服自身缺點、實現自我改造的正確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表達并在5月4日《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重復了這樣的看法: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我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創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的論斷,他說知識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直到晚年,毛澤東都沒有忽視從勞動實踐中培養干部并嚴格用“五條標準”考察、要求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澤東在江青談她到農村“學了割麥子,曬麥子,訪了許多農戶”的來信中批示:“可以延長時間,做些調研工作,你太不懂群眾生活了。”看到江青工作中的無章法和亂來,11月12日,毛澤東囑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1975年1月下旬,毛澤東告訴王海容對江青的擔心:“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會鬧事。”當月毛澤東又當面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跟政治局討論,人要有自知之明。”4月23日,毛澤東將對江青的批評提交政治討論,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5月3日,毛澤東主持——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開政治會議,會上再次批評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并重復1月批評江青的話:“要不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江青唯我一貫正確的作風使毛澤東想到因其“左”傾錯誤險些毀滅中國革命的王明,會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蘇區抵制王明“左”傾錯誤的“鄧、毛、謝、古” 事件,指著在座的鄧小平說:“其他的人都犧牲了。那時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澤東嘗試著通過“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政治運動培養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樂觀地說:“接班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堅決的,有政治經驗的。”6月16日,毛澤東在途經南昌的專列上告訴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說,他搞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1966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專列上談話時告訴江西負責同志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7月8日,毛澤東寫信給江青說“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列寧說過:沒有干部,為什么不在革命當中訓練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但同時他也對身邊的同志說:“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
  1967年初,“文革”進入全面“奪權”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中32個群眾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奪得上海領導權后,即籌劃建立新領導機構,并聲稱:“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標志著上海奪權的完成。”毛澤東看到這些剛開始執政就鬧笑話的“左派”們的這些表現,大失所望。2月6日,他對“文革小組”痛心地說:“你們毫無政治經驗,也沒有工人農民斗爭經驗,更沒有軍隊斗爭經驗,只是在文藝方面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們就是要打倒一切,你們早晚會被打倒。”2月10日,毛澤東再次批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解放軍文革小組顧問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錯誤所在。在談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時,毛澤東說:“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壓著沒有發表,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號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勢必沖擊中央,那就要改國號了,改政體,叫中華人民公社。問題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
  1967年下半年,毛澤東開始考慮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問題。6月6日,毛澤東在會見錫蘭共產黨領導同志時說:“中國現在起了變化。這個變化還沒有結束,還在進行中。現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兩三年時間來完成這種變化。”7月13日,他對林彪、周恩來等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16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同志說:“我們的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所以不要急。”與此同時,毛澤東也要求社會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復生產”。
  一旦國家進入治理,造反起來的青年干部就顯出經驗不足的缺點,作為補救措施,毛澤東開始考慮恢復老干部領導工作問題。
  1967年5月,毛澤東會見外國軍事代表團時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先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6月25日,周恩來同上海干部群眾代表座談時向他們轉述了毛澤東的話:“省、市一級還是要干部掛帥,紅衛兵小將往往是今天上臺,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還不能當省、市的革委會主任。”當年8月中旬,造反派沖擊外交部,奪取黨委大權。8月16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朋友在談到這件事時說:“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誰當部長、副部長呀?他們(指外交部造反派——編者注)能當領導干部嗎?”7月14日,毛澤東在聽取河北情況匯報時說“干部多數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將來要來個大翻案。”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昌召集周恩來等開會,在周恩來準備返京時對他說:“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毛澤東并舉了鄧小平、烏蘭夫、賀龍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澤東在去往杭州的專列上同楊成武等同志談話說:“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誰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賀龍這個人,將來恐怕還是要當中央委員。鄧小平同劉少奇還是有區別的。在瑞金時,張聞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擠的,遵義會議沒有他們不行。紅衛兵要把他們兩個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同志談話時說:“紅衛兵要和工農兵相結合。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毛澤東說:“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澤東在讀到的一封希望江青應為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信上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補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批示:“增補常委,不要。”1974年1月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時說:“江青沒有多少學問,又撈了一個左派的名聲,我看也不大好。”
  毛澤東這樣的批評和幫助也不僅僅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新干部,對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樣。1943年8月15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
  關于“還政于民”這個口號之不妥,我記得對你說過了。早幾天解放報社論末段有“官方干部”、“純老百姓代表”的話,也有不妥處,不知此文是否你寫的?我們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說“還政于民”,也不可分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論的意思并不壞,是說要讓新選代表多說話,只是不宜將“官方”、“純老百姓”這樣對稱起來,請加以考慮。
  1944年4月9日,毛澤東復信陳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于無用。”同日,毛澤東致信張聞天:“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對你曾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后,我對陳云、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太懂實際,記得好像也對你當面說過。”1967年4月,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去。”5月28日,毛澤東審閱《要事匯編》登載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并搶走財物》一文。寫批語:“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毛澤東對江青等——同樣也包括在此前后對鄧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評盡管話重,但還是出于同志間的幫助之心,更多的是出于愛護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擺脫知識分子固有的脫離實際的毛病、更好地成長,成為能為中國未來擔當大業的“老練的政治家”,團結絕大多數黨內外同志一道將共產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審閱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于對敵斗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寫:“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1975年11月4日,毛澤東聽毛遠新匯報,匯報中提到汪東興在會上講主席一個時期批評這些人,一個時期批評那些人,為的是在路線上一致起來,不要一批評就要打倒似的。毛澤東點頭說:“對,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毛澤東在晚年多次勸阻一些不成熟的同志擔任要職,更多是是出于愛護、保護的目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逐步將曾受過沖擊的老帥們推到前臺擔當大任,也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澤東告誡說:“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基辛格曾提醒福特總統不要輕視毛澤東“艱澀而簡練的話語”,因為“他這些人都是當年領導長征(在內戰時期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事業,在連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戰略撤退)的沙場老將”;而對當時在中國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則有流露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不屑:
  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也得罪了不少頭面人物,使得他們接班無望。另外,與軍界或長征老將疏于聯系,讓他們更無緣最高領導一職。這四人分別是影星和戲劇制作人、想問津中國歷史上只有寥寥可數的女性曾擔當近的高位的江青,新聞記者和政治理論家張春橋,左翼文藝評論家姚文元,還有全無擁護基礎,只因煸動工人造反工廠管理層而青云直上的無名保衛干事王洪文。
  蘇聯解體時,蘇聯共產黨的“后備軍和助手”即蘇聯青年團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間成為黨的“掘墓人”的教訓說明毛澤東的擔憂不無道理。1989年在蘇共遇到最危險的時刻,已有兩千多萬團員的蘇聯共青團在社會主義國家即將解體時“竟無一人是男兒”,似從人間蒸發,悄然無聲,以至迄今讓人難以記憶。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提出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議的不是蘇共的反對派,而是從共青團區委第一書記起步進入蘇聯政治舞臺中心的戈爾巴喬夫。斯大林是有豐富斗爭經驗的政治家,他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1967年6月26日,毛澤東批評說:“現在有的人年輕,造反精神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歷史。”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來京的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黨政負責人時,談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同意將它印發大軍區和省委常委并評價說:“他們也幼稚得很,那樣搞,怎么搞得成呢?”1969年,面對蘇聯大兵壓境的險惡形勢,毛澤東考慮改變中美關系,在重大決策時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經過沙場的老帥們。他將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請回來,要求他們對研究一下國際形勢并提出他們的建議;與此相反,毛澤東則要求那些大權在握的“娃娃”們“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喬冠華、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蕓、唐聞生等談日益走近的中美關系時說:“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對在座的青年同志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出自林黛玉,沒有調和的余地。這也是路線斗爭呢!你們這些娃娃,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毛澤東的這些話對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長起來——不管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娃娃”們,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么方向。”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國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國家制度中成長。在中國,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才,其成長才會有光明的前途。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每一次“勝利”,都會造成他們的掘墓人即中國勞苦大眾人數和力量的十倍擴大。19世紀歐洲那個“共產主義幽靈”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是以工農兵為公民絕對主體的國家,他們在絕對資本化的市場導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辯證結果則是他們反抗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力量——與西方國家相比——卻是無比強大因而是無法抗拒的。因此,中國有著無產階級政治家成長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的“改革”也是沒有出路的。
  毛澤東注意到這個規律,他說“中國自從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毛澤東說這話的時間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但毛澤東并沒有專指這場運動,而是在總結中國歷史規律,因為毛澤東說“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毛澤東最后說,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羅瑞卿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時,毛澤東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帝國主義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們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
  毛澤東說:“錯誤是一筆財富,不要丟了。”時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這些經過那次“演習”的人們,應該總結出了相應的“教訓”。盡管智者見智,但一個基本的教訓用毛澤東的總結就是:要盡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而不管是極右還是“極左”,都會逼出它的反面力量,它們在中國都是不可持續的,它們對中國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國從雅各賓共和國崛起到拿破侖帝國崩潰、以及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這些忽右忽左政策導致的災難性的后果,便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毛澤東是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在中國共產黨內與極右和“極左”斗爭最堅決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毛澤東在1972年——這時“文革”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會見尼克松時就不會說“我喜歡右派”,也不會于當年告訴王洪文讀讀《劉盆子傳》。早在1966年10月,毛澤東就說過:“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工農業,只讀一點書,行嗎?”在毛澤東看來,沒有深厚的實踐經驗,僅憑善良的動機和堅定的立場是不能擔當并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1971年9月10日,毛澤東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白宗善談話,談到接班人時說:“上海王洪文這個同志你們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這個同志怎么樣?把我的像到處掛,我已說過多少次了,不要這樣做了。‘萬歲’,英文翻譯為Long Live,是長壽的意思,對年輕人可喊,對年紀大的就不要喊了。”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中國高層出現那種手中只有“圣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或出現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種只知“衛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上一頁】   【下一頁】





  





 
熱點推薦
·毛體真傳第四代——黃以明先生書法欣賞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深入學習毛澤東戰略思想——張文木
·“世界毛澤東”郵票欣賞
·張全景:建議讓毛澤東思想進課堂
·毛主席的詩詞+書法+郵票絕妙欣賞

友情鏈接
中國軍網 國防新聞網 時代中國網 軍事網 榮譽軍人網 中國唱歌網 中國大愛聯盟 中國記錄 中國禮儀協會
沂蒙愛心家園 大社保網 中國責任網            

京ICP備18001642號

辽宁福彩快乐12软件下载